宋钱成为金朝主要流通货币

  “大定通宝”人物葫芦纹铜镜及拓片大定是金世宗年号。这面铜镜做工精美,构思巧妙,镜背图案以镜纽为中心,左右各雕刻一枚“大定通宝”钱币,上下各有一个人物葫芦。钱币仿制北宋“大观通宝”,字体仿瘦金体,更加洗练秀美。

  古代窖藏铜钱在考古过程中屡有发现,若论出土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非金代窖藏铜钱莫属。据研究人员初步统计,我国境内已发现金代窖藏铜钱不下百余处,几乎遍布金朝辖域,尤其以东北地区最多,仅辽宁发现的金代窖藏铜钱已达数万斤,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宋钱。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货币政策、战争等一系列历史问题。

  2017年3月,本溪市千金沟发现一处金代货币窖藏遗址,发掘出土一口储藏钱币的大缸。本溪市博物馆馆长靳军告诉记者,大缸为墨绿色陶质,窖藏铜钱约275公斤,近7万枚,共38种,以北宋铜钱为大宗。

  经查阅资料,记者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在我省各地都有发现:1972年,沈阳新民市出土一缸铜钱,内有汉、唐、五代、宋、辽、金历代铜钱13.5万多枚,重600公斤。1973年,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出土一缸铜钱,重368公斤。1980年,锦州义县出土一缸铜钱,内有唐、宋、金代铜钱,重65公斤。1981年,大连金州一次就出土了500公斤的窖藏铜钱,种类齐全。1992年,丹东新农乡出土金代窖藏铜钱总计320公斤、9000多枚

  辽宁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刘韫告诉记者,金代窖藏铜钱盛装的容器,大体上为陶、瓷、铁、木等不同质地的器具,埋藏深度一般距地表1米左右,有的甚至用火将土坑的四壁和底部烧硬,以抵御潮湿。入藏的铜钱通常用麻绳穿成串,按年代时间排列有序,成圈式层层叠放于容器内。

  “出土情况表明,绝大多数铜钱的窖藏,都是在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刘韫说,本溪满族自治县金代铜钱窖藏就是用黑釉坛盛装,安置在近1米深的土坑内,上盖石板封闭,地表又安置一块巨石作为埋藏地的标记物。1982年,吉林省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更有代表性,罐内同时出土一尊用砾石雕刻的小石狮子,高2厘米,长2.7厘米,形态粗犷,是为镇钱所用。

  致力于辽金史研究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王德朋向记者介绍,其实金代窖藏铜钱几乎遍布金朝统辖的广大地域,在东北、中原、西北地区都有发现。从地域比较来看,金代窖藏铜钱呈东北地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顺次递减的态势,以吉林和辽宁两省出土最多。

  王德朋进一步分析认为,金代时,东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女真人的崛起之地,聚集了大量的女真权贵,所以这里的窖藏铜钱远比其他地区多。而西北地区地处金与西夏的交界,动荡不安,加上经济发展缓慢,因此虽有金代窖藏铜钱出土,但数量、规模都无法同东北及中原地区相比。

  金代窖藏铜钱不仅出土数量可观,而且种类齐全,上起战国下迄金代,跨越千年的古钱同出一处窖藏,堪称世界货币史上的奇观。专家统计,在每一地点的窖藏中,北宋铜钱可达窖藏铜钱总数的85%以上,北宋9个帝王的铸币,目前均有发现。

  记者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一面金代铜镜,做工精美,设计十分巧妙,左右各雕刻一枚“大定通宝”钱币,上下各有一个人物葫芦。

  “总体来看,金代窖藏铜钱中以北宋铜钱为最多,其次为唐钱,再次为南宋钱,而辽、金铸币不仅数量稀少,且种类单一。金世宗时期铸造的大定通宝就很有代表性。”刘韫说。

  考古发现证明,北宋钱是金朝的主要流通货币,史料也印证了这一现象。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称帝,后灭辽破宋,称霸中原。金朝初期无货币,商业活动仍然处于“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进入中原后,金全面学习中原制度,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在建立政权的前40年里,金朝没有铸造货币,而是一直使用辽、宋旧币。

  1154年,金朝仿效北宋交子,开始印制交钞(即纸币)。分大钞、小钞两类,大钞分1贯、2贯、3贯、5贯、10贯5种,小钞有100文、200文、300文、500文、700文5种。1157年,金朝开始铸造铜钱,但由于北方铜矿稀少、币量较少,仍不排斥对宋、辽旧币的使用。

  刘韫分析,在宋辽对峙时期,辽朝通过战争掠夺、收取岁币、榷场贸易等手段,从北宋获取了大量铜钱,以致北宋铜钱成为辽朝市场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而这些宋钱在金灭辽后,自然落入了金人手中。

  王德朋表示,到了宋金对峙时期,金人通过历次南侵掠夺了大量财富,仅靖康年间围攻汴梁,就获得白银数千万两,《三朝北盟会编》载:北宋“二百年府库蓄积,一旦扫地尽矣。”其后,金朝又通过和议与掠夺从南宋获得大量钱帛岁贡。

  值得一提的是,赔款“岁币”主要是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但宋朝无力全部用白银来进贡,只好用铜钱折算成银两。因此,由多种途径而来的宋钱成为金朝主要流通货币,也自然是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最重要、数量最多的币种。

  此外,在宋金两朝百年的对峙中,双方时战时和,但分裂的局势并没有中断南北之间的贸易往来,南北双方在边界地区设立榷场“以通两国之货”,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也令南宋钱不断流入金朝,真实体现出多民族国家的南北交流、融合进程不可阻挡。

  金朝交钞的发行流通,无疑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开始时,因为流通领域里的铜钱比较充沛,交钞的发行量较少,且持钞者随时可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兑换现钱,因此“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

  金章宗(1189年-1208年)后期,由于连年的征战,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导致金朝生产停滞,经济衰落。为了弥补财政亏空,金朝实行错误的财政政策罢铸铜钱,大量发行交钞,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金明昌三年(1192年)后,交钞贬值达到“万贯唯易一饼”的地步。《金史》载:“交钞二十贯,不抵钱十文”,因为钱贵钞贱,人们“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除也”。

  为强制推行交钞,金朝颁布“限钱法”等法令,强迫握有铜钱的人到官府兑换交钞,而且在兑换中,兑换人须另付印刷交钞的“工墨钱”,每贯高达十五文。因为无法从根本上抑制交钞的贬值,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百姓拒绝兑换。金贞祐三年(1215年),金朝强行废除铜钱,大量铜钱无法参加市场流通,由此失去交易功能,时人称之为“坐化”。

  因为北方铜矿短缺,金朝一直实行严格的铜禁政策,禁止铜流出国界。富裕之家不甘心坐视家中铜钱化为乌有,遂将铜钱窖藏于地下,以待销钱作铜料,换取南货。

  “逃避物力税,也是金人窖藏铜钱的原因之一。”王德朋介绍,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开始施行“通检推排”之法,即通过“通检推排”,调查天下官民固定资产及流动货币的数量来评定等级,据此征收物力钱及徭役,“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金朝先后进行了多次通检推排,进而逐渐确立了物力钱征收制度。为应对这一政策,那些贵族、官员、地主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来隐瞒财产,把铜钱埋藏到地下成为常见的避税方式。

  从上可见,金代推行的印交钞、铜禁、限钱法等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那些地主官僚、富户大贾不甘心让铜钱废弃,就将它们暂时藏匿起来,以待来日启用。可是不久,蒙古军队入侵,窖藏铜钱的主人或逃亡或死于战乱,这些窖藏铜钱也就悄悄沉睡地下,形成今天的奇观。

  小小钱币,方寸之间,却是浓缩的历史,折射出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社会经济状况、商业发展水平、文化交流等等。一般来说,盛世铸钱币都是精工细作,而乱世则粗制滥造。如果把历代钱币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

  从辽宁境内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明刀、秦代半两、汉代五铢、新莽布泉、唐开元通宝、宋太平通宝、辽重熙通宝、金正隆元宝等铜钱,其造型呈逐渐变化趋势,最终定型为圆形方孔钱。钱币上的文字忠实记录了朝代更迭的沧桑巨变以及各个朝代书法的特点,有战国的大篆,秦朝的小篆,汉朝的隶书,唐朝的楷书,两宋时期更是丰富多彩,真草隶篆皆铸于钱币上。我们还能从这些古币中,一窥李斯、欧阳询、苏东坡、欧阳修、宋徽宗等著名书法家和皇帝留下的墨宝。

  金朝所铸钱币使用的都是汉字,且钱币的铸造非常精美。如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始铸的“大定通宝”,仿北宋“大观通宝”,钱文字体仿瘦金体,与唐开元钱、宋大观钱相比,洗练秀美,规格严谨,更胜一筹。而金章宗于泰和四年(1204年)始铸的“泰和重宝”,钱文为篆书,挺拔有力,颇受世人珍视,这与女真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分不开,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学意识,而精美耐看的“大定通宝”还成为元代、明代仿效的范本,对后世造币规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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